1.

校外培训产业高度发达，是中国独有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粗略统计，2020年中国K12阶段的教培机构超过49万家，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总数的两倍多，产业市场规模超过1600亿美元，而全球第一教育强国——美国在这领域的市场规模只有100亿美元左右。

就连跟我们一样有着浓重的应试教育传统，在中国教培产业崛起之前，号称全世界最发达的日本，去年全国所有K12教育培训机构销售额不过42亿美元，连中国的零头都不到。中国的在线辅导机构猿辅导创办仅9年，营收就超过百亿，而日本最知名、历史最悠久的教辅机构公文式（KUMON，创办于1933年），营业额不过917亿日元（约53亿人民币）。

并且，中国的教辅机构在无限度扩张，2019年全国新增教培机构7.75万家，2020年新增8.4万家，2021年前五个月共新增4.92万家，几乎每个月就要增加1万家。学校快要被一个个补习机构淹没掉，无数资本、个人都想进来分一杯羹。

“宇宙补习中心”海淀黄庄，地铁站方圆500米内有数百家教培机构

2.

根据胡润财富研究院的排名，全世界市值最高的8家教育企业，有7家来自于中国；前15名中，则有11家来自中国。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成为全球教培产业的中心，如果分行业来看，课外辅导可能是中国最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。

这15家最大教育企业中，没有一家是美国、英国或德国公司。是这些国家不重视教育吗？是他们人傻，不懂得上辅导班的意义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三个国家虽然没有发达的辅导班教育，仍可雄居诺贝尔奖得主排行前三位，学生的创造性也无可争议地都超过中国。可见课外培训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并无正相关的联系。

全球教育产业十大富豪其中6位居住在北京，3位居住在合肥。北京大学最有钱的4位校友，只有1位是做科技的，其他3位（李永新、张邦鑫和俞敏洪）都是做辅导班的，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褒扬还是讽刺？

3.

再看ASU-GSV 评选的全球TOP50教育科技公司，中国有16家，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猿辅导、作业帮、掌门一对一、百词斩这些公司。而美国有17家，最有影响力的几家是：助力学生职业发展的Betterup、Handshake，促进学生、教师和家长之间在线沟通的 Class Dojo，推动学校教学资源共享的 Coursera，推动持续终身学习的Udemy、Guild education以及助学贷款平台CommonBond。

显然，美国的教育科技公司侧重于营造更好的学生成长氛围，帮助终身发展，助力整个教育生态的完善。他们的站位明显更胜一筹，长远社会效益也更胜一筹。而中国的教育科技公司，绝大多数都是在打着“科技”的幌子，继续兜售应试教育课程而已，干着损害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勾当。

4.

中国教育培训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与资本的高度结合。教育被异化为资本眼中的造富“风口”，去年仅仅在线教育领域，资本机构的投资就539亿元。资本是教培机构快速扩张的助推手，没有资本，那会有一个个补习班辉煌的今天？纵然社会有强大的补习需求，没有资本对教育市场规则的改变，不会出现一个个培训班老板荣登福布斯排行榜的神话。

猿辅导的历次融资，几乎所有国内外投资机构都有涉足，《新财富》整理

在正常课外教育市场中，教培机构——教师——学生是主角，而在中国教育产业市场中，教培机构——投资机构——股市成为主角，他们构成了利益的闭环，学生只不过是资本的猎物，市值超过1.5万亿的142家教育上市公司，某种程度上沦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套利工具。

截至2021年1月，市值超过200亿的教培机构

资本化的教培机构为了获取利益，以无处不在的广告轰炸，贩卖焦虑，俘获消费者，尤其是有强烈社会阶层上升欲望的中产阶级们。一个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，K12阶段辅导班支出往往要超过50万。如果要是出国，或者有“高端”的艺术或体育爱好，则可能是无底洞。

前几天跟两位好友出行，我问孩子一年补习教育花10万够不够？他们都嘲笑我太低估，其中一位朋友，读高中的儿子上SAT辅导班每年就要二三十万，读小学的女儿也要花掉四五万，即使对于在知名金融机构工作的他来说，也是觉得这些收费高的离谱。

从这方面说，中国的校外培训产业已经堕落成为“教育资本主义”，并且与马克思笔下所咒骂的充满掠夺性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几分相似。它每年从中国家长手中套取千亿计、万亿计的辛苦钱，而家长只能获得极不对等的收益，这不啻于是对中产阶层财富的一次掠夺。

5.

功利主义导向的校外培训，又有资本和媒体的加持，比传统教育和科研更有能获得资源的能力，快速野蛮生长。如前文所提，目前仅仅K12校外培训的市场规模就至少上万亿，也就是说，每年这个行业获得社会1万亿以上资金的投入。

而根据科技部、财政部等发布的《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》，该年全国所有高校获得的科研经费仅1796亿，所有科研机构获得的投入仅3080亿，也就是说，课程补习教育获得的社会资源，是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经费的2倍以上。其中，全国基础科研获得的投入为1335亿，还不及最大几个补习机构获得的收入多。

论机构来说，好未来的年收入超过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，新东方超过上海交大、复旦大学，猿辅导超过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兰州大学，普通211高校，每年收入不过一二十亿，还不抵一家普通上市教企的流水码洋。一个个百年知名学府过得竟然还不如培训学校，这不是泱泱大国的莫大悲哀吗？

6

不可否认，教培机构有效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，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课程产品，为一些学生的成长起到了正向作用。

但是教培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，利用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，成功地把数亿家庭、数百万教师，都绑架在教培产业链上，造成“全民皆补习”的世界特有现象，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事业是不利的：

它极大增加了孩子抚养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，制造生育恐慌，是少子化的元凶之一，尤其是补习教育占用家长大量晚上和周末时间，让崇尚自由生活方式的高等学历阶层，对生育望而却步；

它扰乱整个教育圈生态，与学校进行利益捆绑，带坏教师风气，全国教育都日渐“培训机构化”；

它扭曲社会教育理念，让学生的精力耗费在题海和提高分数，扼杀创造力和兴趣施展的空间，强化应试教育主义；

它违背教育规律，诱导家长进行超前教育，其实绝大多数技能，孩子是到一定年龄就能自然习成，提前过度教育并无太多意义。

教培机构和背后资本力量的利益盛宴，是建立在牺牲全民族未来的基础上的。中央下重拳整治校外培训乱象，无疑是正义之举。如果能够落实到位，扭转社会风气，对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的意义，将会远大于1985年或2010年的两次教育改革。

然而，现在还有人在为补习班们鸣冤叫屈，鼓吹没有补习教育，会带来全民素质的滑坡，甚至国家教育水平的下降，其居心何在也？难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要靠海淀黄庄的一个个补习班撑起来？是不是投资机构不甘心发黑心财的企图破灭，雇佣了媒体或智库在做最后的挣扎呢？

（注：根据中国教育的研究，2016年全国1.37亿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，整个市场规模8000亿以上，按照每年15%的增长速度，现在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经达1.4万亿，保守估计也在1万亿以上。如果加上早教，市场规模更加庞大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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